伴隨我國工業化以及改革開放30余年的發展歷程，土壤污染作為經濟發展的“衍生品”，已經成為我們取得經濟成果的巨大代價甚至是“犧牲品”。而修復資金的來源問題一直是制約土壤污染治理行業發展的關鍵問題。最新消息顯示，即將出臺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有望通過經濟手段打破資金瓶頸。

土壤是筑牢健康人居環境的首要基礎，其質量狀況直接關系到經濟發展、生態安全和百姓民生福祉，需要全社會給予關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明確規定，要“實施土壤分類分級防治，優先保護土壤安全，切實加強建設用地土壤監管”。 　　

2016年5月，被視為當前乃至今后一個時期內全國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行動綱領——《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土十條”)正式印發，于我國岌岌可危的土壤污染現狀而言，堪稱一場遲來的“及時雨”。 　　

截至目前，“土十條”頒布已經過去了大半年的時間，當初業內沸沸揚揚的議論聲已經基本散去。然而不少業內人士表示，盡管“土十條”的出臺對于土壤治污市場的發展來說是一件好事，但不能“過于樂觀”。 　　

既然不容樂觀，那就多少有些“悲觀”。悲觀情緒的主要源頭是，地方資金配套缺口較大，商業模式沒有建立起來，多元化投資市場還沒有真正形成，項目推動基本上依靠中央資金。據悉，有的省份地方資金到位率甚至只有8%，這嚴重影響了中央資金的帶動作用。 　　

由于污染面積大、修復耗資巨大、修復周期長且收益較低，社會資本投身耕地修復領域的動力不足。同時，土壤修復所需資金巨大，很多污染責任企業不具有足夠的資金能力來支付土壤修復費用。即使企業破產，也無法支付土壤修復費用，這就無法保證土壤修復的及時性。 　　

都說有錢好辦事，可是對土壤修復這種需要大量砸錢的行動，該如何是好？ 　　

可喜的是，《土壤污染防治法》目前已形成草案征求意見稿，經環資委25次全體會議，現正式對外征求意見。全國人大常委會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法案室付莎表示，本次征求意見稿的一大亮點是專門設置了經濟措施章節，也是回應了業界的期待。 　　

“我們立足通過多種渠道、多種方式解決土壤污染資金籌集問題，首先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加強財政投入。另外，我們建立了土壤污染防治基金，規定了基金來源與使用。”付莎強調，這兩個制度是相對的，因此針對比如政府組織的調查，包括制訂標準、科研等常規性工作，希望能夠通過財政資金的渠道解決。對于歷史遺留的問題，沒有辦法找到污染責任人的土壤污染場地和地塊，可以通過基金的方式解決。 　　

不同于一般意義上對污染問題的治理邏輯，土壤污染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特征決定了土壤治理難以速成，它是功在當代、利在長遠的事業。資金瓶頸打破之后，仍需切實推進我國土壤環境保護踐行“防控在先、治理跟進”的實施路徑，同時確保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加快推進，并形成依法行事的格局，如此一來，扭轉當前我國日益惡化的土壤污染形勢，亦將指日可待。